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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风险、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互动关系研究

归档日期:08-02       文本归类:度量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提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家举措,该举措横跨亚欧大陆,位于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关键走廊,连接三大洲共71个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市场规模庞大,为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和投资取得成绩的同时,中国企业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国家风险形势。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的深入发展,防范“一带一路”国家风险,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精确度量“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评估“一带一路”国家风险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管理和分散“一带一路”国家风险同时也成为了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

  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风险概念的界定上,同时也有少量成果开始分别研究国家风险对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忽略了出口贸易与OFDI对国家风险的影响,即国家风险与出口贸易和OFDI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通常而言,东道国为了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直接投资,需要改善国内基础设施以及法律法规,这些改变能够从经济、金融、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另外,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能够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国家风险是一国经济、金融、政治和文化等微观层面的宏观表现,一旦经济、金融、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得到改善,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也会降低,因此出口贸易和OFDI同样能够对国家风险产生影响。“双向因果”关系会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传统的内生性解决方法是使用工具变量法,如以国家风险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对单个方程进行估计。但是工具变量法未能充分反映各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联立方程组模型在解决“双向因果”关系的同时,能够更好地研究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近些年来联立方程组模型被越来越多应用于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本文选取了2007年至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个典型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了国家风险、出口贸易与OFDI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搭建了“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评估模型。目前,不同学术界已经建立了不同的国家风险评价标准,如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RS)的“国家风险评估方法”、美国商业环境评估公司(BERI)的“经营环境指数因素体系”、经济学人集团(EIU)开发的国家风险数据库等,这些评价标准未能很好适配本文国家风险的定义,且这些数据库并未考虑“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双边关系”这一独特因素,因此不适合作为本文国家风险指标的数据来源。本文借助WGI、PRS group、WEO等多个数据库综合选取了四大类22项指标,借助熵方法综合度量了2007年至2016年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风险,具体指标见表1。

  为了研究“一带一路”国家风险、出口贸易与OFDI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采用局部调整模型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

  联立方程组模型的估计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单一方程估计法”(SEE),即“有限信息估计法”;另一类为系统估计法,即“全息估计法”(FIE)。SEE方法忽略了各个方程之间的联系(包括各个方程扰动项之间的联系),对联立方程中的每一个方程单独进行估计,因此SEE方法会忽略掉部分信息,SEE方法主要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间接最小二乘法(ILS)、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FIE估计法将所有方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计,因此能够更加充分利用方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估计结果也更有效率,最常见的FIE估计方法是“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本文中,联立方程组模型的估计方法就是3SLS方法。

  第一,“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能够显著抑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和OFDI。当企业面临征收、国有化、劳工政策抗议、施工延期、挤兑、政局动荡等风险时,企业会蒙受巨大损失,因此,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会规避或者减少向高国家风险国家出口商品和直接投资。

  第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和OFDI之间存在相互补偿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国家风险显著,为了降低国家风险导致的损失,跨国公司频繁借助贸易的方式实现产品的转移,大量中间产品在中国初加工后运送至“一带一路”国家生产销售。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向纵深推进和劳动力成本逐年增加,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高耗能企业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开始外溢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虑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尚属早期,开设新厂、建设生产销售团队均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因此,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与OFDI之间呈现相互补偿关系。

  第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和OFDI能够反向降低“一带一路”国家风险。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能够生产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以满足进口国消费需求。而中间品的出口则可以帮助进口国建设本土化的工业生产体系,并增加当地就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的OFDI投资于东道国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这些可以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满足亟需的资金需求。另外,商品和OFDI流动均为市场化行为,东道国需要对经济、金融、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以吸引国外商品和OFDI流动,这可以进一步促进当地开放和社会发展。从本质上说,国家风险是一国经济、金融、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微观表现的宏观体现。一旦这些方面得到改善,国家风险也相应的会下降。

  第一,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风险研究,提高中国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体制各异、经济金融体系脆弱、社会法制尚不健全,存在较高的国家风险。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不断攀升,国内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高耗能企业,如传统轻工、机械制造、纺织品服装等,逐渐丧失了原有低成本优势,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工作的不断推进,不可避免的国内大量边际产业和OFDI会向“一带一路”国家集聚。如何服务好这些企业将是未来“一带一路”倡议成败的重要考量,因此未来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家风险的研究,从政治、经济、金融、社会、文化等全方位进行研究,绘制“一带一路”国家风险地图,为每一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的国家风险管理服务,提升中国企业风险管理能力。

  第二,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保险支持体系,最大化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联动能力。随着“一带一路”海外贸易与投资范围的扩大,防范和转移国家风险成为了每个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而中国保险业拥有着专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可以借助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为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保驾护航。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2017年4月27日原中国保监会颁布实施了《关于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保险应充分发挥其功能,构建“一带一路”保险支持体系,全方位服务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意见指出“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服务‘一带一路’贸易畅通”;2018年9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确定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和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加大对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从政策上给予保险业支持,也进一步体现了分散中国“一带一路”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风险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未来保险业应该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边际产业外溢的机遇期,以需求端为导向,大胆创新,推出适合不同出口商品和企业的保险产品,同时扩大风险识别的深度和广度,推出全新的风险保障模式,在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推动中国保险业“走出去”。

  王正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保险学博士,研究方向:风险管理、保险经济学;但钰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风险管理、保险经济学;王梓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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