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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时间的度量”: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

归档日期:04-25       文本归类:度量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冯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探索与争鸣》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二等奖获得者、《探索与争鸣》第二届(2016)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一等奖获得者)

  时过境迁,上一次得奖时我还是一个行将毕业的博士生,现在则是一个即将出站的博士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上了两年课,重新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教学和科研的双重状态帮助我开拓了视野,提升了学术研究的韧性。我今天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年来最为核心的感悟,那就是学术生活中“坚忍不屈”的重要性。

  之前《探索与争鸣》的公众号上有文章提到过,很多青年学者、学生会搞不清楚如今读书搞研究的意义是什么。象牙塔和外部世界之间似乎脱节了,书本和现实的价值冲突太大,而学术世界本身也出现了一套非常现实的管理和经营原则,并且并不保障其所作为科学所提供的那些纯而又纯的价值。以前有师弟师妹来问我搞学问需要什么准备的话,我会说你得多看书、多交流之类,丰富视野,增长现实经验,等等。现在我发现这些都还不够。我有很多师弟师妹很聪明、很能读书,他们基础好、外语好,视野广阔,但往往在学术研究方面并没有什么后劲。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缺乏一项尤其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坚忍不屈。

  一个人在从事研究时,不管他所处的时代和世态如何,他必然会和外部世界由一定的脱节。否则,他的学术体验也就不纯粹,他的精神高度也就出不来。与世俗的逻辑保持距离,与既有的利益保持距离,把青春投入到长远的计划当中,这种刻意为之的脱节是必须且必要的。要让学术的心志能够维持下去,就需要坚忍的性情作为其基础。

  无论是希腊城邦时代,还是中国先秦时代,所倡导的主要德性里都很少有“坚忍”,但很显然,要实现勇敢和节制,要做到仁义礼智信的全面实现,没有一种本真性的生命意志作为基底性的驱动,也就不可能。所以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是打开眼界,“毅”则是坚忍不屈。这两年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从事学术工作必须在当静的时候静,不断蓄积自己的可能性与能量,才能为将来的喷薄做好准备。我们身边有很多同辈青年投身学术时,往往汲汲于瞬间出成果,获得极高的评价。但很显然,即便我们很早就获得奖励,获得支持,但我们最终的成就会怎样,却难以在此时此刻下定论。

  说到这里,我会怀念起一些被我们誉为大师、泰斗的老先生。其实,现在回头去看他们的研究,未尝能感到太多才气和敏捷,其问题意识也可能过时了,但在他们的写作中,却总会让人感到数十年如一日进行修行的厚重与努力。比起高瞻远瞩的天才见解,我们中国的人文学术基底,更多地是由上面数代人在苦难的、恶劣的、贫困的生命处境中坚忍不屈地造就的。

  事实上,我们虽然进入了新时代,但在人文的、精神价值的探究方面,有很多奠基性的工作还未完成,有很多整合性的、开辟性的任务还在召唤年轻人去从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和“五四”一代人面对的困境是一致的。正如“五四”之后中国学界开始尝试回归传统、修补文明自信,如今的我们在经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思想风暴之后,到了今天,也就需要开动脑筋、提出总结性的判断来回应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历史关头坚忍不屈地夯实基础、提炼观点,回到传统,回答那些悬置未解的伟大难题,深化积累每个学科的知识基础。比如说,虽然说我们有大量的信息技术条件帮助我们获得关于本国历史和其他文明传统的知识,但如何将这些庞杂的知识整合起来,构成新时代的新体系,真正有效地回应世界的命运难题,我相信我们这代人如今还没有人敢于直接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面对这些难题,没有十多二十年的耕耘,没有将外界功名利禄有意悬置的自觉,没有吃苦耐劳的愚公精神或者说“禹贡精神”,无法在艰苦条件下去“随山浚川”,一旦遭遇巨大的文明价值冲突的危机时,也就难以及时给出饱满充分的回应。

  在当下,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不断随着改革的深化而涌现。学术研究的重心也将发生一系列偏移。有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会由于对应不上时代的需求而被冷遇,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为自己提供一点安慰:“难题”有当下之难题和永恒之难题之分,因此,思想也有着“权”与“经”之分。行权以应世,固然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但秉持天地之心和人文之理,思入人间世之根本问题的研究——比如哲学研究,也应当具有推动历史整体思潮发展的意义。我们应当集思广益去为这样的视野提供补充和支持。“经”的层面得不到理论奠基,“权”的发声也无法获得稳定的方向。而“经”的精研,往往需要十年寒窗、坚毅刻苦的品质为其背书。

  说了那么多,我想表达的只是我这两年的心路转向:我们这代人除了尝试高瞻远瞩之外,还必须学会不断以新的态度和方式去坚毅不屈地积淀一些内容,使得后世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从而为未来的天才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体制与方法论方面的温床。我们虽然自称“青年”,但正如李大钊所说,青春和“青年”的意义就在于朝向未来,永远为后世的“青青年”扛起历史的闸门。我们还不是历史的主人,而只是历史主人的前奏曲。置身于世界历史中的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把“探索和争鸣”进行下去,不仅为我们自己的功名与真理性的自我成全,还是为国家和天下的整体进步,为未来的学者提供真问题、真观点。这就是我想要在“五四”一百周年之际,和各位前辈、各位同辈和各位后辈分享的一点体悟。

  何青翰:清华大学博士生、《探索与争鸣》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二等奖获得者

  首先,特别感谢各位老师对我这篇文章的肯定,这对我的学术思考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另外,能够借此机会表达个人对历史的敬意,我也深感荣幸。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新的知识体系构建,我实在没有资格妄言,我只是希望从写作的体验中,坦诚地谈一下自己对于“知识”与“青年”的看法。

  我永远不能忘怀,去年暑期,在我带队到南方县城进行孔庙调研时,在这座延存了近五百年的孔庙的侧壁上,大家看到的镌刻着的巨幅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管理人员告诉我,假如没有这条语录的保护,这座孔庙也许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再次想起了我的一位老师的告诫,只有更为深刻地理解了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知识”。

  古典的知识论重视道德内涵,重视修身齐家,而现代的知识论则割断了求知与向道之间的必然联系,抽离了最终目的的关切,这是一个大家都明白的基本差异。按照进步的历史观来看,技术取代美德乃是自然而然之事,古典知识论对应于古典社会的生产力,现代知识论对应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仅此而已。在古典知识面前,我们无需敬畏,在物质性的自然面前,我们更无需敬畏。因为无论我们如何美化古典知识人,也无法否认在工业化以前,人民饱受着连绵的饥荒、战祸,每到王朝易代,熟读四书五经的古典知识人还不是束手无策,乃至苟且偷安。我们为什么不索性宣称“知识”本来就与家国的气运无关,更与宇宙的真相无关?有部很热门的网络小说叫做《临高启明》,那里面写了一群从现代穿越到明代的“技术精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在他们眼中,明儒是何等的无能与丑陋。在这种心态下,以文史为基础的古典知识,根本就不配称为“知识”。

  然而,只要稍加考察,我们就能发现,晚清以后,整个现代革命是与古典知识与强烈地纠缠在一起的。在海外很多儒家研究者看来,不存在纠缠,只有伤害和断绝,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偏颇的观点。没有本土化的革命历程,就没有现代中国。这绝不是说古典知识必然导向革命,而是革命者必须在心理逻辑以及斗争方式的层面激活古典知识,才能取得胜利。直到今天,我们讲到“小康”,毫无费力地就能理解其中所蕴含的节制、知足。现代社会毕竟不可能按照一堆纯粹理性的图纸去构建起来,古典中国实际上仍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行动逻辑,影响着我们对于伦理生活的定义。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那么我们根本不能解释,为什么在1978年之后,那么多接受过“革命教育”的人民群众会走进孔庙。

  一百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时期,也是在1919年,马克斯·韦伯为青年学者做了“以政治为业”的重要演讲。就在新青年们高呼“民主”与“科学”的时候,欧洲的许多知识人已经进入到深刻的反思阶段。在韦伯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某种信念是一定要存在的,不然的话,即使是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成就,也免不了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令人慨叹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韦伯并没有阻止德国的悲剧命运,诸神退场之后,神圣的空白最终被僭主占据,把欧洲再一次带向了惨痛的战争。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能过于相信知识人面对“虚无”的勇气。对于神圣,我们大多数人总有着一种天然的眷恋。如果这种眷恋并不能在永恒的事物中寻找归宿,那么短暂的权势(或资本)就会窃据这个位置。一旦这个位置被窃据,知识人的所作所为,就会毫无廉耻。而那些他们所鄙视的“愚夫愚妇”,往往会在严峻的时刻比他们显得自然与高贵。

  一百年过去了,人民已经可以越过高大的红墙,进入原本只属于皇帝与士大夫的孔庙;每年高考过后,作为“状元”的女同学也可以骄傲地站上大成殿,接受颁奖。革命与改革之后,更多的变化在等待我们。但是,在孔庙的调研中,我脑中反复浮现的是《论语》《孟子》中的一些章节,其中两句,久久回荡。一句是“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另一句是“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一个是“畏”,一个是“无畏”,这是看似矛盾的两句话。我时常反省,面对生活的困顿与正义的曲折,为什么自己总是容易滑于两端:一边是冲动的关爱和义愤,另一边是幽暗的自怜和自恋?用功于“知识”的积累,却不能摆脱精神的内战,这是莫大的嘲讽。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一度跌落到无比黑暗的深渊,从此一代代知识分子前赴后继,面壁图强,难道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蜷缩在以“知识”之名所构筑的地窖里面,左右为难,进退失据?钱穆先生说,从来都没有数百年不坏的政治。这绝不是说我们要么选择厌弃生活,要么选择趋炎附势。我觉得现在如果想成为一个有为的儒者或者知识人的话,需要在“畏”和“无畏”之间找到平衡;唯其有“畏”,才不至于见利忘义,阳奉阴违;唯其无畏,才能愈挫愈奋,担当重任。只有如此,在尊重人民革命与现代生活的同时,知识才不至于沦为不负责任的工具,历史才不至于沦为偏执的幻念。做到了这一点,大概也算是我们对“五四”先贤的真诚致敬吧!

  陈明辉: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探索与争鸣》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三等奖获得者

  我先接着刚刚几位的话题聊。首先是冯庆兄指出的跨学科研究的问题,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学术对话的根基不是知识而应该是难题,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一切不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都是隔靴搔痒。现实的社会是一个整全性的社会,不同的学科及其生产的知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社会。不同学科最终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不同学科试图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相同的问题。跨学科研究不是跨知识,不是运用一下其他学科的知识就成了跨学科研究。甚至,我有点不大赞同“跨学科”的说法, 我认为用“超学科”更为恰当。某个学科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问题并非该学科特有的,而是各个学科共有的。最终的研究肯定是运用整全性的知识解决整全性的问题。

  其次是程哲老师提出的中国经济学的贡献问题。他说到中国经济学似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实际上这个问题法学同样存在。我们的理论一直处于追赶实践的状态,甚至有点追赶不上。在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决策方面,更多依靠的是政治家的决断,而不是经济的或法律的理论指导。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上学科起步晚,真正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难度大,另一方面也与学界直面根本性难题的勇气和努力有关。

  第三点回应是刚刚有位老师提到的国家治理问题,我想补充一个小点。我博士论文是从宪法学的角度研究国家治理,当然非常粗糙。我注意到刚刚有位老师提到福柯的“治理”概念,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个概念的混淆问题。当下流行的治理线年世界银行提出的“治理”概念,其内涵包括多元共治、柔性治理等等内涵。当然,现在中国学界更多的是将治理作为一个时髦话语,使用的时候去掉了它原本的规范性内涵。不过,这个治理概念仍是governance,而福柯的治理其实是government,或者译为“统治”、“统治术”更有区分度。由于翻译的问题,现在把它们都译成了治理。但从概念源头上来看,governance意义上的治理针对的就是government。

  回到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我想从时代定位、学科定位、青年定位这三方面谈些个人体会。

  时代构成了我们进行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对于当下的时代,我用三个词来进行定位。

  一是转型的时代。转型是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当下中国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位置。现代性将一切都拖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没有国家和个人能够幸免。无论你是否赞成,我们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在进行中国化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以现代性作为思考问题的历史图景。

  二是改革的时代,这个改革尤其是指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时代针对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制度实践和观念更新。在革命的时代必须关注革命,在改革的年代必须关注改革。前者关乎脑袋,后者关乎饭碗。当下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与每一个学科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没有人是局外人。

  三是科技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太迅猛了,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它们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产人和改造人。这里面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科技的兴盛与人文的衰退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科技似乎还有无穷无尽的进步空间,人文放否真的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当下大量生产的科幻作品,普遍缺乏一种人文思考。活了几百年上千年的生物,竟然只是单纯的想像动物一样活下去。这是我在看很多科幻大片和科幻小说的时候,最不解的地方。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活的富足和便利,还必然对国家统治、社会的风气和个体的精神带来变革性影响。时代在召唤思想,技术需要目的与缰绳。

  我的观点是,现在我们刚刚处于学科形成阶段,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很多还是一片荒漠。现在我们各个学科分工非常细致,甚至到了不通言语的地步。但问题是,学科分工是建立在有一个综合性基础的前提之下的。西方学术的分工是因为它们共享了一套西方思想基础。但是这奠基性的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相互交织但又缺乏真正理论上的知识建构,打造出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以至于,各个学科都在跟着西学的时髦话语走,缺少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缺乏一个基本的定见。与很多人理解的相反,我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综合的时代,真正的任务在于综合而不在于专业分工。我们的学术要想有解释力,有穿透力,就不应当回避问题,不就应局限于枝枝节节上做文章,局限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谋一个衣食无忧。

  前段时间,我的博后导师跟我说:“你要找到这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你要有一种根本性的焦虑。”我想这句话学术来给青年学者定位再恰当不过了。我从不觉得自己非做学术不可,甚至现在我也随时考虑另谋生路。但是,如果真要做一些研究,有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况且,即便不是从事学术,活着也需要一种存在焦虑,去感知、去反思、去进步。学术是个良心活,仅仅是为了论文、职称和待遇,是难以做出有震撼力的作品的。可怕的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放弃了深入思考,让自己沦为论文制造机器,发表了一大堆成果,但与之交谈时却发现言之无物,既没有洞见,也缺乏激情。我们不应因为生存焦虑,完全放弃学术的焦虑和存在的焦虑。我们应当平衡生活与学术,将学术融入生活,从生活中体认学术。保持学术上的根本性焦虑,才不会在学术道路迷失自己。这种焦虑感迫使你广泛阅读,全面思考,然后有一天那些看似不相关的阅读和思考汇聚到了一起,成为学术上有所建树的源泉。

  高艺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探索与争鸣》第三届(2018)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三等奖获得者

  曾经听到一种说法——社会工作已经演变成功能主义了,好像为既有的安排论证、为具体领域的实务增进细节成了社会工作研究的突出面向,原初即抱持挑战和改变社会使命的社会工作的批判性到哪里去了?于是,我试图系统地听一听学术界关于社会工作的批判性声音,通过文献梳理产生了《论辩、问题与道路:中国社会工作的批判性视野及其反思》一文,对当前关于社会工作的批判性研究进行反思,以期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二次批判”的参考。无论是对西方经典论争的挪移还是从政社关系、运行模式和服务供给环节的诸多问题化表象的诊断,抑或是对社会工作本土化道路的种种构想,都不难发现当前社会工作研究尚存在重复性、表层性和局限性等特点。

  本土化、职业化与专业化长久以来是国内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在这些宏大议题之下,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研究还不能忽视两个认识:第一,对“加速社会”的认识,这一点得益于旁听哲学系课程,就社会工作而言,我们应该意识到加速社会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发生机制以及如何应对社会的不断加速,因为社会工作从速度的意义上而言,内含社会关系维护、修复的主张,试图使加速的社会机器等一等那些因种种因素不得已而尚未赶上队伍的群体;第二,情感意识,何为真相?何为专业?真实的就不专业吗?专业的就不真实吗?情感劳动是社会工作的重要面向,而这一面向又不同于霍赫希尔德所重点描摹的空乘人员的情感劳动,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拾起对社会工作情感面向的发掘,让情感在社会工作领域中“返场”。

  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议题,在此做几点粗浅的思考。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不应当是凭空想象的、海市蜃楼般的口号,更不是在世界知识体系中孤立自我,其一定是在与西方知识体系互动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来的。就好比不同学科、不同理论彼此互动的进程,一定是在对经典的渐进性或创造性诠释、对社会变迁的敏锐把握和对现实保持警醒的危机意识中型塑的。

  第一,尊重经典,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知识体系中的经典以及西方各领域难以绕行的经典作品,注意把握经典诞生的具体时空语境和写作主旨。深知作为一名社会科学领域的学习者,在经典阅读和诠释上需要向人文学科的青年学习(这次参加颁奖典礼和下午的青年论坛更加深了自身对这方面差距的认识)。

  第二,敏锐感知社会变迁,无论是量变还是质变层面。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转型囊括了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等多层次要素和特征,已经过了单向接受西方知识和观念传播的时代,中国的大地上每天都会发生新鲜的事件,出现崭新的事物,有些恰为时代表征。因此各专业领域应不仅着眼于自身的专业领域,同时锻造整体性的社会性视角(这一点和上午汪勇豪教授谈及的“分业”与“综合”的关系异曲同工)。

  第三,居安思危。一方面是完备体制下的危机意识。当前学术建制、体制在政府或决策者的支持下,越来越健全,学者参与决策的机会越来越多,很多社会科学发展为所谓的“显学”,但也要意识到制度与学术场域之间存在的二重性,即制度在为学术创造提供资源和渠道支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学术创造的自主性;反之,学术创造在为制度建言献策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同时,也不应迷失自我甚至丧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争鸣精神。另一方面是不忘为世界知识谱系贡献能量的危机意识。之所以产生本土化、中国特色知识体系构建等议题并且久久争议难下定论,原因之一在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共享的普遍性和各自独有的特殊性为彼此提供了融合与张力的基础。就普遍性而言,知识的普遍性某种意义上源于人与社会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普遍性,比如社会工作的众多论争或社会学个体与社会的经典命题就与人与社会关系的二重性息息相关。就特殊性而言,源于历史(帝国历史、抗争历史等)、源于文化(古代文明、乡土文化等)和源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三个方面均为中国知识体系提供了本土构建的基础。立足于中西方普遍性与特殊性角度的危机意识并不在于纠结中西方谁更胜一筹,而在于人类知识谱系中,中国应力争做出具有特色的、有意义、有益处的贡献。

  我想,作为青年要做的便是脚踏实地地进行知识的摸索和积累,批判性思维的习得,放眼当前理论与实践的瓶颈,寻找解释和改变之思路。总之,青年应该具备三个意识,即经典意识,大胆而谨慎地对经典加以创新且适当的诠释;变迁意识,敏锐感知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脉络;危机意识,本土知识对世界知识体系贡献的危机意识以及青年自身在体制下的学术危机意识。

  于我而言,这场会议依然意味着又一次学习的过程。记得一位专注学术而思想独到的学姐说过,参加学术会议会让迷茫或表现出散漫的自己重新看到差距,重新清醒起来。我又何尝不是呢?最近经历了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个转折事件,或多或少还是影响到了往常学习的节奏感。但是,参加这次会议似乎使我重燃斗志,众多与会者的表现和言论使我再次明晰了自身的差距。

  一等奖获得者是一位硕士,英雄不问出处,看他的文章,聆听他的获奖感言,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初求学的初心;同为博士生的青年,个个引经据典,敏捷睿智,从文章和争鸣中我看到了每一个人背后的用心耕耘,看到了每一个人都努力立足于自己的领域寻找对中国发展过程中代表性议题的新解释或更适切的诠释,对现实的反思也颇有深度;在青年教师群体中,我看到了压力体制下每个人的坚韧顽强、自我突破的精神,十年如一日对历史与现实勾连的兴趣和求索令我感动;从学术长辈对晚辈的教诲中,体会到认知与实践、中国与西方、分业与综合、学问的道与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情怀、时代变迁中学科范式更新探索等议题的重量。所有人在此次会议的契机下形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学术共同体……

  当然,这些都不是全部,与会的青年不是全部的青年,还有更多的青年在各个角落耕耘着、纠结着、超越着。求学的道路上,学术会议始终是某种外界刺激,会后的感悟也必然是认识层面的,认知层面的努力似乎不难,有挑战意义的是与认知匹配的实践,实践的耕耘才是对初心的最好验证。而这一切,需要时间的度量。

  我是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马莎莎,850年的巴黎圣母院被烧掉了什么,问吧!

  我是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马莎莎,850年的巴黎圣母院被烧掉了什么,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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